李友梅:新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学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7日

  沧桑巨变七十载,中国发展震撼了世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规模之庞大、发展速度之迅猛、成效之显著,更在于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在世界经济社会急剧变迁和自身经济社会急速转型的双重格局下,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超复杂社会最大程度地保持着平稳有序运行。

  社会转型牵动社会关系,会引发既有秩序及其内在动力来源的调整,影响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在过去的70年间,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时间长、跨度大、幅度广的社会变迁,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社会的秩序与活力始终得以保持平衡。这既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社会学学术主体性的来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根据现实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单位制、人民公社制、户籍制、街居制等,实现了对全社会资源的积极动员和均衡配置。更为重要的是,这套总体性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将社会生活纳入体制的框架和轨道,将社会生活平和有序地组织起来,并达成了高度一致的社会认同。这套制度从当时的历史时代看,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口大规模流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社会生活领域的急剧变化实现了对传统计划框架不断超越。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长,中国社会普遍分享着改革成果,社会活力得到了释放。但是,由于缺乏应对社会转型的充分经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秩序的重建开始遭遇到诸如社会分化、社会不平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秩序与活力的均衡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经济系统与社会其他诸系统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协调的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及时做出了治理变革的努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凸显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关系格局和社会治理转型的新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总体政治经济迅猛转型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持着有序运行并呈现平稳和谐的面貌,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社会转型与发展不仅与中国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制度优势转化有关,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中国社会70年的发展道路走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路径。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总结与学术研究,不仅对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中国与世界相通共进提供了重要支撑。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社会学人始终致力于构建阐释中国社会整合的实践经验和符合中国社会运行特征的理论方法。无论是认知方式、分析框架,还是理论对话意识及能力,中国社会学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发展。同时,中国社会学也迫切需要面向实践,在中国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中寻求自身的学术主体性。

  中国70年来社会变迁的进程及社会治理的经验,为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中国社会学人能够积极回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进程中去深刻体会和洞察,从认识方法上不断探索,不断形成既符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又能够贴近中国国情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式,推动本土既有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向新的发展阶段不断迈进。这既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潜力,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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