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林:跳出时间银行:从安顿的心灵到互助的社群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当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伴随着理性化发展而导致主体心灵和客体世界之间的分离。在这种分离过程中,主体才可以科学、客观地研究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的分离。可以说,世界的一切成就都与这一理性化过程密不可分。然而,这种分离也导致了都市生活中普遍的焦虑感,“如何安顿我们的心灵”遂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西方世界的启蒙,其核心意义在于去魅化,剥离笼罩在客体世界上的神秘化,使用一种科学主义的方法,对客体世界进行分类、总结、归因,从而解码其背后的逻辑机制。启蒙化的过程也是理性化的过程。只有将作为心灵内在的主体与作为外在世界的客体进行分离,这一理性化的过程才可以发生。在人类心灵图式中,世界被分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历史过程。一个是前现代的,一个是现代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类心灵与客体世界是密不可分的,在很多情况下,人类社会或心灵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是周围客体世界的一种自然映射,如在很多原始社会中存在的巫术、迷信、图腾信仰等。但是,随着理性化的进程,人类的心灵结构日益独立于客体世界,心灵世界日益与周围客体世界截然对立,甚至取得高于客体世界的地位。在这一情境中,人类心灵世界中发生的事情,不再与周围客体世界必然相关,不再向客体世界寻求关于自身心智结构与世界图式的解释因素,也不再迷信客体世界对自我心灵的作用力。在这种独立性中,主体才可以将客体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并借助观测、测量、假设、验伪等所谓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样一个主体与客体分离、主体心灵日益独立的过程,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然而,理性化逻辑在取得极大进展的同时,也给当代人的心理世界带来了极大困扰。在主体与客体逐渐分离的理性化的过程中,人的心灵世界也日益遭受这种分离带来的痛苦。科学主义成为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准则,一切客体世界的对象,均需要纳入这一原则框架之内,才能得以讨论;反之,所有不符合科学主义的事物或逻辑,都被逐渐排挤出讨论的范畴,或日益被剥离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心灵逐渐与客体世界疏远,无法再从其中获得力量。随着主体心灵日益将客体世界对象化,对象化或理性化的逻辑也日渐强大,并获得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人类的心灵结构也逐渐被科学主义所形塑。现代社会不再有关于神话或者未知存在的逻辑,一切未知似乎仅仅是尚未被人类心灵所感知而已。人类为自身的存在预设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一预设给人类的心灵世界带来极大的负担。

中国文明的山水传统


    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体系中,一直存在着“退隐山林”的山水传统。山水世界,也构成了中国人思维体系的隐秘结构。魏晋以降,中国士人的知识体系中出现对于山水世界的关注,并在随后的思想传承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质。


   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非常积极的入世态度,“学而优则仕”,每个知识分子都渴望在庙堂之上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心存“退隐山林”的情怀,一旦在庙堂上不能如意,则退隐于山水之间。在历代的朝堂斗争中,多有知识分子退隐山林之后再度复出,仿佛在山林之间获得了新的力量。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在外的游子或是官宦,也渴望“落叶归根”,希望在晚年能够回到祖先所在的山水之地,并与祖先长眠于此。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从来都是将自然宇宙万物与人情世故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来都是将外在的万物与自身心灵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而从未有过将这二者分离开来的尝试。

   中国传统文明的这一特质,在心灵结构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庙堂的积极进取与山林的消极退隐共存,尤其是山水代表的乡村文明,使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遭遇世事(政事)的挫折之后,得以悠然地在山水之间思索另外的可能性,而不至于在政治的路径上有进无退。同时,虽然在乡村的山水世界中安居晚年,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选择,但中国传统的退隐山林,并不仅仅是高歌纵欲的消极避世,更多的是在乡村社会的厚重土壤中来汲取其他生活方式的营养。如许多返还乡村的地方士绅,虽已不在庙堂,但通过在家乡兴办教育、公共福利、社会救济等公共事务,不仅维持了乡村社会的运行,也使得传统文明的种子传播下去,并等候下一代人重新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庙堂。这一往返重复,也使得中国的传统文明具有非常明显的乡土特征。韦伯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中指出,中国的城市仅仅是一个行政体系治理中心所在地,在城墙之外则是广袤的乡村地区,也是真正具有活力且长久不衰的文明主体。即使在城市地区,其社会组织方式和运作逻辑也带有鲜明的乡村色彩。这种在城市(庙堂)与乡村(山水)之间的往返重复,使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未真正脱离乡村,特别是从未真正脱离以山水为标志的客体世界。

       这是否隐含着一个命题:山水传统或者说从未真正摆脱的农业文明,才是中国文明体的核心本质?如果这一命题是成立的,我们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激发这种特质,并使之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实质性意义?


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的本质:重组社会结构


   在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过程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社会结构的重组。自滕尼斯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在某个维度上探讨这一议题。

    在乡村文明中,社区边界是非常清晰的,社区成员是相对固定的,社区内部的行为规则是具有约束力的。在这些条件约束下,乡村社区内部的伦理规范和行为规范是比较清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逻辑和行为规范也是比较固定的。所有对于传统社会美好社区的想象,都是建立于这一点之上。“守望相助”的美好社区,即是基于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基础上作出的理想预期。只有在一个祖祖辈辈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反复博弈的社群中,各种看上去不计成本或是经济不理性的行为才会发生。即使抛开所有关于共同体的理想化描述和传统儒家伦理的行为预期,单纯从最功利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当下对于他人的帮助在未来某个时刻都可以获得回报。乡村地区司空见惯的“随礼”“帮工”“换工”等行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而进入城市文明之后,由于人与人之间具有匿名性和原子化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不再具有乡村社区中的核心特征,从而导致居住在同一空间内的居民成为陌生的邻居,无法实现发生在熟人社区中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逐年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可以说,过去的整整一代人,都在经历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传统的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也转变成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那么,一个以陌生人为特征的城市生活中,如何重新组织成为一个互帮互助的社区生活结构,这在过去40年中一直是中国社会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围绕城市社区议题,也发展出了不计其数的研究成果,大都讨论如何在城市文明的背景下,建设一个具有乡村社区友爱互助等美好特质的社区组织方式。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大城市,并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点。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城市社区生活无法发展出乡村社区的一些基本特征,如以熟人社会为主的小群体社会结构,进而实现真正的互信互助。

   互助养老的时间银行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养老方式,恰恰在于这种养老模式试图建立一个满足上述特质的社群结构。互助养老,不管表现形式如何,本质上需要建立一个互助的小群体(或小社群);而成员之间真正的互相关心、互相信任、互相照顾,只有在一个熟人基础上的小社群中,才有可能真正发生。这种信任机制,很难通过正式制度建立,也很难通过正规的条例和文件进行约束,而只有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互相了解才可以建立。对于参与互助养老的人来讲,这种信任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现实操作中,互助养老的时间银行的制度设计要真正起作用,在各种制度性的保障之外,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建立上述信任机制。而从现有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来看,目前很难提供有益的制度资源来满足互助养老的制度设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反观历史,借鉴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社区互助,重构成员之间互相信任、互帮互助的小型社群结构。

城乡一体化发展框架中的互助养老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近些年的乡村发展战略,使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城市开始反哺乡村,大量的资金、项目、人才开始流向乡村;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或者说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笔者以为或许可以考虑结合上述三个方面:在一个山水社会中(风景优美的乡村地区),让来自都市社会的人尝试重新建立一个小型的社群结构(互助养老),从而在实现身体的养老过程中,安顿晚年的心灵,体味传统中国固有的天人之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城市资本(人力资本、金钱资本、社会资本等)向乡村地区的流动,进而对乡村地区原有的社会(包括人际关系、村庄治理、产业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



   首先,将养老地点放置在乡村地区,可以使互助养老社群的建设充分借鉴传统乡村社区的有益资源。虽然互助养老是一种现代化的产物,需要建立在严格的现代性契约基础之上,但是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生发出来的社群组织与社会结构,也可以为互助养老社群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参考。互助养老社群的组织形式与运作逻辑,本身与传统乡村社区有非常高的相似性。



   其次,在风景秀丽的乡村地区建设互助养老社区基地,不仅仅是从身体健康角度考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大自然的紧密接触,让城市老人重新接续中国自古以来的山水传统。在与客体世界的重新融合中,让焦虑的心灵宁静下来,找到重新安置的场所。互助养老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身体意义上的健康,更在于对转型社会中现代人心灵的安置与治愈。



     再次,互助养老最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能够真正实现互信互助的社群建设,也即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重建。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正式制度层面的保障,更需要社会规范建设和社会心灵建设。如上已述,由于城市居民彼此间的陌生人特性,在城市地区建构一个真正的邻里互助的社群,是不太现实的;从实践层面来看,在乡村地区进行互助养老,或许是一个更加可行的路径。比如,通过熟人(包括亲人、朋友等)之间的自助联合,在乡村地区购置房产共同居住,建立契约基础上的互助组织,通过内部小社群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真正实现互助养老。



  当然,上述理想化的设想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和社会性障碍。从制度层面来讲,城市居民进入乡村地区长期生活,会面临各种现实的障碍,如城市老人在乡村地区的异地医疗情况、非农居民购买乡村宅基地的制度限制、农村土地的流转与使用、外来老年人在乡村地区的权益保障等。从社会层面来讲,作为外来人的城市老人进入乡村社区之后,还会面临与当地社会的融合问题,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熟人社会的陌生人。但无论如何,这构成我国未来老龄化时代新型养老的一种重要方式。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看,通过在乡村地区重新构建一个真正具有活力的互信互助的社会群体,互助养老群体不仅有助于实现相互的养老帮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有助于融入当地乡村社区,了解并尊重当地社会的运行逻辑,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社会人力资本来,促进当地社区的发展乃至乡村地区的振兴。而从政策层面来讲,在制度设计上需要从三个方面重点关注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



   其一,从宏观的制度设计上,需要取消现有的一些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尤其是在养老和社会保险方面。如果大量城市老人进入乡村地区养老,将面临地区之间的养老资源配置、财政转移支付等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问题。如果不放宽现有的城乡体制分割,很难实现城市人口和资源向乡村地区的流动。只有全国一盘棋,城乡一体化,实现不同地区之间医疗结算、社会保险方面的统一结算,才可能从生活方式、社会保障、权益保护各个方面在乡村地区建立适合城市老年人的互助社群。



   其二,需要充分考虑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化设计,真正体现一体化的逻辑。真正的一体化发展,并不是要求千篇一律的制度设计,而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环境约束,采取多种多样的制度设计。不同年龄的人群、不同收入的人群、不同职业地位的人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需要的服务是不同的;有人喜欢乡村,有人喜欢郊区,有人喜欢城市;有人喜欢和亲人组成互助群体,有人喜欢和同事组成互助群体,有人喜欢和陌生村民组成互助群体。因此,应该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多种力量参与,实现协同发展。互助养老应该成为多种养老方式(如传统的养老院、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社会组织的养老服务等)中的一种选择,为未来的养老提供更大的空间。



   其三,要注意避免形成乡村的新二元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讲,外来老人可能会在当地乡村社区成为一个特权群体,他们拥有相对更高的经济收入、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因此,必须强调的是,在乡村地区安置互助养老的场所,决不能成为对乡村地区优美自然资源的另一种方式的掠夺,而应该促进互助养老社群与原生乡村社区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在前期的制度设计中,需要有利于外来老人真正融入当地乡村社区。与此同时,还应注重民间社会规范的重建。


      当然,无论是以“时间银行”为代表互助养老的努力,还是跳出“时间银行”的城乡一体化的互助养老的尝试,如何与现有养老模式进行互补并完善,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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