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全球风险的不确定性正在常态化

来源:上观新闻2020年3月19日


疫情中的中国乃至世界,是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大课堂。作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李友梅教授早年师从费孝通先生,曾跟随他做过一系列社会调查。近日,她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提出她对疫情中诸多社会现象的思考与建议。

社会有组织的参与性不足是短板

高渊:这次疫情中,基层民众的积极性很高,在一些物业管理不到位的小区,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看家护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居民自治热情?

李友梅: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破除“政府在做,群众在看”的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小区是广大居民共同的家园,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也是疫情中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疫情爆发以来,党中央一开始就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人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治疗和挽救更多患者与患者的家庭。正是疫情防控工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才激活了蓬勃的居民自治热情。

高渊:疫情有可能提升居民自治能力吗?

李友梅: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的城乡社区都动了起来,涌现出了很多“群防群控”的好做法。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看家护院”,让我们看到广大群众建设好小区这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生活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当前,城市居住小区的形态多样,部分小区的物业管理不完善或没有物业公司,部分小区还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一定程度的“缺场”,也可以说成为了群众开展自治共治的压力与契机。

从社会学理论视角看,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真谛就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它意味着在公私机构的协助下,居民通过广泛参与,动员社区内部资源,解决社区内的各种问题。疫情防控中的居民自治是社会大众的家园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的良好体现,应当加以鼓励和维持。

高渊:相对居民自治,这次疫情中的社会共治能力表现得怎样?

李友梅:就社会治理层面而言,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表现出来的重要短板,是社会有组织的参与性不足,以至于难以及时形成一个具有整合性的抗击公共卫生危机的治理共同体。

抗击疫情需要全民参与的联防共治,而联防共治的阵地在基层社区。在推进社区共治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在非常时期,政府需要加强对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引导、支持与协调,比如利用数据平台在居民中进行广泛宣传,使居民获得正确的信息,包括当下政府工作面临的难处,减少因信息不畅带来的矛盾和误会,形成合理的生活预期。同时,要对一线抗疫工作的合法行为提供制度保障,给予社区防控不断完善的物资配给。

相关部门应该抓住这次抗击疫情的契机,培育真正服务民生的社区自组织,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

“快递围城”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新特征

高渊:疫情中,也有些情况引来居民抱怨,比如很多小区门口出现的“快递围城”现象,不仅有碍观瞻,而且送快递和收快递的频繁接触,像个小型集市。对此,政府是否应该介入协调?

李友梅: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对原有的生活秩序形成干扰甚至冲击。“快递围城”现象虽是危机治理中秩序失常的小波纹,但也让我们认识到了社会生活的新特征。

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非常突出,已经深深嵌入了当前的社会生活之中,它的正常运转不仅涉及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延续,而且已经成为封闭式管理模式下城市正常运行和居民生活保障的重要支持体系。

“快递围城”凸显出全社会普遍的流动性在非常时期的新境遇。居住区、片区、城区甚至整个省区的“封闭”,在使人的流动最小化的同时,也对依靠物的流动的生活带来了冲击。因此,保障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应当纳入疫情应急管理的总体考虑之中。政府部门应适当介入,寻找适合小区实际情况并能获得大家共识认可的解决方案。

高渊:有人说,这次疫情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堂风险社会的启蒙教育课。你认为,风险会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社会?

李友梅:我们要看到,风险作为一种重组社会结构的力量已经出现,将和物质财富分配机制以及其他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走向。

在市场化、全球化、新兴技术等重要因素的影响下,伴随着现代性的提升,人类社会日益进入一个高度风险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的交织与分离,都在不断重塑社会的运行机制。

在社会结构发生复杂分化且呈现不平衡的背景下,日趋个体化的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生活预期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断层和落差,进而增大了其行动的不确定性。与社会领域内的巨变相同步的是,公共安全风险(比如流行疾病、难民潮和恐怖主义等)、社会平衡失序、社会认同碎片化以及应对策略落后等风险的产生机制,也出现了越来越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

高渊:是否可以说,这次疫情表明,风险的不确定性在逐步常态化?

李友梅:目前看来,各类社会风险的累积和爆发,意味着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这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应对经验带来了新挑战,也将持续地考验着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不仅是中国,在全球性流动社会的特征日趋明显的情况下,风险的不确定性、变动性与扩散性也在逐步常态化。而针对风险产生机制的公共治理措施,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已有的社会治理视野,各种难以被理性化表述的“意外”,正在不断突破人们的理性认知及既有秩序,而我们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知。

但正如比尔盖茨所言,新冠病毒的敌人是全人类,根本不管你什么制度、什么肤色、什么信仰、什么地位,都一视同仁。我想,共同的危机恰恰应当是促使人类携起手来,加强合作,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机。

并不见得物理距离疏远,社会凝聚力就会下降

高渊:面对风险社会,我们怎样尽可能避免仓促应战?

李友梅:我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脱胎于原来的“单位体制”,社区成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从这次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表面看,虽然居民自治的积极性有所提升,但在当前的城市社会治理中还是存在着政府动员能力强,社会动员能力弱;物质基础保障能力强,精细化治理能力不够的问题。

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这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同时也提醒我们,政府与全社会在应对这种突发性公共社会风险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公共性水平方面,以及对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的内在动力的认知方面还有待提高。

高渊:前段时间,疫情使得一国人宅在家中,物理距离疏远会影响社会凝聚力吗?

李友梅:社会凝聚力有很多维度,比如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交往平台和交往方式等。虽然大家都宅在家中很长时间,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与他人冷暖共情、将心比心。

因此,并不见得物理距离疏远,社会凝聚力就会下降。我们从公共性的维度来看,疫情结束后,要在完善公共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理性沟通和相互信任的理念下,着力提升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体响应社会治理的机制设计,尤其是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网络的有效运作。在激活个体内在活力参与的同时,使得社区和社会组织能够形成与政府治理的有效衔接。

高渊:但人们又会担心,激活个体活力后,会出现更多元的声音和行动,进而会不会导致向心力的缺失?

李友梅:从理论上看,公共性的生产是个体向公众的转化过程。具体而言,也是个体基于公共精神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形成公共价值取向的过程。如果没有公共性的持续生产,任何社会都不太可能有实质性的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但公共性的构建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涉及公共部门向社会领域的适度赋权,和赋权后的秩序把关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赋权,公共性就无法形成,但赋权后如果缺乏把关机制,又容易引发不确定风险。

面对这种情况,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公众的公共意识,推动社会组织有责任地承担社会事务,并由此推动公共社会参与、提升社会治理的能级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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